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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林博文】

蔣廷黻把一生中的黃金時代貢獻給國家，在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大會議上護衛中華民國會籍。他是第一流的近代史學者，也是傑出的外交家，在人生舞台上把這兩個角色演得可圈可點。

前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莊萊德的夫人莊富蘭芝（Florence Drumright），喜歡蒐集中國藝術品，在臺期間（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曾向不少名流政要討墨寶，其中包括蔣介石和胡適。中研院院長胡適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寫了一首三十多年前的小詩：「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裏的一笑」送給她，莊富蘭芝於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四日把胡適的書法贈予加州聖地牙哥藝術博物館。胡適寫這首舊詩後八個月就辭世了。三年後，他的老朋友蔣廷黻也走了。他們都是西化文人，照西方的算法，胡活了七十歲，蔣六十九歲。從現代的標準來看，都不算長壽。

胡適比蔣廷黻大四歲，算是同時代的人。兩個人都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兩個人都愛談政治，關懷國家處境和前途，一起合辦過《獨立評論》。蔣廷黻當上聯合國大使時，還想組黨，請胡適出來當黨魁。胡、蔣都是風流才子，胡適比較浪漫，故能寫出像「又分明看見夢裏的一笑」這樣的詩句。他有不少婚外情，晚年的最後情人是《中央日報》跑文教新聞的李青來。蔣廷黻與元配唐玉瑞生了四個孩子，後來愛上部屬的漂亮妻子沈恩欽。蔣、唐並未辦妥離婚手續（蔣曾委託律師在墨西哥訴請離婚），個性強硬的唐玉瑞曾向聯合國祕書處控訴她丈夫犯重婚罪，並在紐約聯合國廣場舉牌示威，使蔣大使和中華民國大失顏面。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二日在紐約舉行的蔣氏喪禮上，唐、沈皆出席，蔣與元配所生的幼子蔣居仁陪侍沈女士，長女蔣智仁、次女蔣壽仁則陪母親。蔣死前一年預留遺囑，遺產由唐、沈兩位夫人平分。曾在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做過蔣氏部屬的周谷，對老長官處理遺產的作法深有所感：「他對微時故劍恩情未絕，還是中國一位真正的讀書種子。」唐玉瑞一九七九年病逝紐約，沈恩欽一九八二年於臺北去世。

學者從政是中華文化的一項傳統，蔣廷黻即為典型人物（胡適亦曾做過短暫的駐美大使）。蔣從政前對中國學術界的最大貢獻是：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打開了一條新路，拓寬了研究領域，提高了治學境界，而使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找到了「識古亦知今」的出路。蔣氏是個務實主義者，他希望從清季外交的得失中汲取教訓，為現實政治做借鑑。蔣氏曾任教天津南開大學、北平清華大學，他傾力搜尋史料，跑到清宮找舊檔，他也注重研究方法。當年在清華曾拜蔣氏為師的美國學人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於一九七二年應周恩來之邀訪問北京時，曾在北京飯店頂樓向九十多名精挑細選的聽眾（大部分來自中國外交部）發表演說。他在開場白中即表示，如不提他當年的恩師蔣廷黻，他就無法繼續講下去。費氏在回憶錄中說，蔣氏曾以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使身分對抗中共，但費氏認為這批聽眾應該是中國人第二、共產黨員第一。由於中共和外面隔絕太久，那批聽眾知道蔣廷黻這個人，可能沒有幾個。

一九六四年四月，費正清在南港中研院近史所和蔣廷黻重逢，這也是他們師生最後一次相聚。最巧的是，蔣廷黻的幼子蔣居仁（Donald Tsiang）夫人親姊妹的女兒黃愛蓮（Michelle Wong Alhanese），八十年代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後易名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當祕書。這位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已婚華裔，完全不懂中文，她為了要進一步了解費正清的背景，認真閱讀費氏自傳，居然被她發現她的姨丈就是費正清的老師蔣廷黻的兒子。她興奮地向費正清求證，費氏大喜過望。黃愛蓮又告訴他，蔣居仁就住在哈佛附近的小鎮。於是，透過黃愛蓮的聯絡，費正清終於和恩師後人見了面。費氏馬上問蔣居仁：你父親有沒有留下資料，是否可以捐出？麻省理工建築系出身的蔣居仁說，其父資料都在他家的地下室。居仁和住在加州的二姊壽仁商量後，決定由居仁全權處理資料，居仁開始把他父親的檔案陸續贈給哈佛。捐獻工作還未完成，費正清即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去世，其高足柯偉林（William Kirby）賡續接收蔣廷黻資料，並決定不再由哈佛瓦德納（Widener Library）圖書館庋藏，而於二○○二年九月改存哈佛燕京圖書館。當時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做研究的大陸近代史學者陳紅民（南京大學博士、現為浙江大學教授），受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鄭炯文之託，整理蔣廷黻資料。陳紅民並於二○一一年以蔣廷黻資料的整理與出版為由，向中國國家社科重點項目申請到資助。二○一五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了二十四大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

令人無限感慨的是，以十餘年時間在國際外交壇坫上保護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的蔣廷黻，死後半世紀，其資料和檔案卻由蔣氏當年所對抗的大陸出版，而其整理工作亦由大陸學者承乏。蔣廷黻晚年曾表示希望能在中研院近史所做研究和撰寫中國近代史。其願望終未克實現，而近史所和國史館亦未能獲得蔣氏資料。哈佛與蔣氏毫無關係卻能擁有他的檔案，其母校哥大汗顏矣！同樣令人感慨的是，與臺灣毫無淵源的大陸近代史學者、研究韓戰與中美關係出名的陳兼（上海華東師大畢業、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博士），數年前在維吉尼亞大學出任嚴家淦講座教授，目前又在康乃爾大學擔任胡適講座教授。這兩個例子，使人想到臺灣史學研究的蕭瑟與文史人才的寥落。

蔣廷黻於一九二三年執教南開，一九三五年告別學界和研究生涯，開始做官，起跑點是行政院政務處長。在駐蘇大使任內（一九三七年），史達林讓羈留蘇聯十二年的蔣經國攜妻子與兒女返國。多年後，蔣氏聽到蔣介石要蔣經國以「總統府資料室主任」名義主持所有情報工作的消息時，大不以為然。他向當年捕獲中共上海負責人顧順章、並差點抓到周恩來的國民黨老特務蔡孟堅表示，要向老蔣進言：小蔣管情報，中外觀感皆差。蔣廷黻幼時讀湖南教會學校，在美國唸中學，在俄亥俄州上奧柏林（Oberlin）學院，又在哥大幾年，這些西式教育與環境，使他養成正直、坦率的個性。他明知國民黨在臺一黨獨大、老蔣大權在握，他竟天真地想要「自國民黨內分出一部分人士加以少數民主人士，組織一個溫和的自由黨」，並擁「愛國而又溫和的學者胡適之做黨魁」。蔣把他的想法告訴深獲老蔣信任的蔡孟堅，並稱要向老蔣陳述他的想法。蔡氏說，老蔣不但會拒絕你，並會對你起反感。固執的蔣廷黻答道：「這是我的愛國主張，國際趨勢，他不接受，我為表達個人良心，我還是要提出的。」

蔣廷黻在聯合國戮力保衛中華民國代表權，但他亦知道僅憑「唇槍舌戰」，只能拖延時日，中共終有一天會進入聯合國。他向蔡孟堅強調，他此時盡力苦撐，可能撐過十年以後；政府如有彈性政策，可能留在聯合國得一普通席位，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安理會位子更難保。蔣氏所說的「彈性政策」即「兩個中國政策」。老蔣在六十年代初即懷疑蔣廷黻和駐美大使葉公超傾向兩個中國主張，國府外交部長沈昌煥於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七日對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祕書長阮毅成說：「國際外交向由總統直接掌理，美國亦係如此。我國外交部長事實上是為總統之外務祕書，用人大權，由總統自己行使，外交部長並無太大之發言權。上次葉公超之更調與此次蔣廷黻之易人，皆係總統親裁，外傳本人如何如何主張，係太過分看得起我。蔣（廷黻）有偏向兩個中國論調，故總統非更換不可也。」到了七十年代初，受到「尼克森震撼」的衝擊，國際形勢丕變，台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老蔣為了要保護聯合國席位，終於向尼克森政府表示願意接受兩個中國政策，海峽兩岸都可在聯合國，但中華民國要保有安理會席位，尼克森認為不可行，中共則堅決反對兩個中國政策。時代在急速轉變，纏綿病榻的蔣介石已無法掌控台灣的命運，蔣廷黻在五十年代的預言終告實現，中共進了聯合國，但中華民國卻被逐出，連「普通席位」也沒有。

駐美大使葉公超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被老蔣緊急召回臺北後遭撤職，形同軟禁。蔣廷黻取代他的駐美大使職位，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從紐約坐火車到華府，一月十二日赴白宮向甘迺迪呈遞到任國書。已故外交官周谷說，蔣常年雪茄在手，健康欠佳，加上個性嚴謹，其表現遠不及葉公超，視華僑如無物，「已少與白宮重要幕僚常相聚談，又不能與美國軍事、情報單位首長暢談軍情大局世界大勢」。紐約一批國民黨極右翼政客與文人（包括立委潘朝英等）常攻擊他，認為他難堪重任。蔣廷黻夫婦於一九六四年四月最後一次返臺，停留約二十天。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日記上寫道，蔣氏夫婦「抵中央研究院後，蔣先生向胡適之墓獻花，蔣先生氣喘似較前更甚，每登十餘級即須停步。」蔣廷黻在臺期間，適值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訪臺與蔣介石會談，老蔣竟不讓蔣廷黻參與。如此羞辱自己的駐美大使，美方亦大感詫異，就像蔣經國一九六二年九月訪美會晤甘迺迪於白宮，蔣大使亦遭排擠一樣。蔣廷黻知道他「聖眷已衰」，在蔣氏父子心目中已「無足輕重」矣！直至回美前夕，老蔣才在四月二十三日接見他，老蔣希望他當行政院副院長，蔣廷黻則表示想在南港做研究、寫史書。一九六五年三月，蔣終於辭職，告別了近二十載的外交生涯。

蔣廷黻少壯及中年時代曾想當湖南省主席和臺灣省主席，然均落空。他是一個真正有抱負而又想做事的人，他要以知識和行動報國，而不是在書房和象牙塔中空喊口號，或寫無濟於事的政論。他把他一生中的黃金時代貢獻給國家，在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大會議上馳騁，每年在驚濤駭浪中護衛中華民國會籍。然而，在他死後六年，江山變色，他十餘年來的折衝樽俎，一夕之間化成泡影，黃華取代了他。

蔣廷黻曾預測中共終將進入聯合國，所幸他並未看到這個結局。他是一個第一流的近代史學者，也是一個傑出的外交家，他在人生舞台上都把這兩個角色演得可圈可點。臺大歷史系、紐約大學博士出身的湯晏，深入而又完整地剖析蔣廷黻的治學與從政生涯，是海內外第一本最詳實、最具可讀性的蔣廷黻傳記。莎士比亞在《暴風雨》一劇中說：「過去就是序幕」，蔣廷黻從歷史的後台走向外交的前台，也揭開了時代的帷幕。（本文摘自《蔣廷黻與蔣介石》，湯晏著，大塊文化出版）